这些事,农夫都经过。从1955年到1985年,国家在实行计划供应体制时期,在全国范围内,实行使用粮,布票,整整三十年间,进饭店吃饭,光有钱不行,还得有粮票。
农夫在七十年代经常外出办事,开会,或参加创作学习班,经常要使用粮票,唯一的来源就是拿上小麦,或玉米带上生产大隊的证明信到当地粮站去换,参会的通知也可以。记得一斤小麦,粮站付给九两粮票外,还给一毛六分八的粮价,一斤玉米只能换七两粮票,八分钱。由于当时的小麦属于细粮,有的粮站还不纯收玉米,还要搭配一定数量的小麦才给换。
由于当时的"黑市"上,还有人偷偷倒卖粮票,布票,政府和市管尽管经常打击,但始终沒有绝迹。有些属于集体性质的小饭店,对于实在没有粮票的顾客,一两粮票加收几分钱,也可吃饭,然后他们再去"黑市"买粮票补缺。但一般举办会议的单位是一定要收粮票的。所以那时,经常去粮站换粮票的人很多。
1955年9月,全国首次发行不同面额的全国粮票,此后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及地、市、县陆续发行了各种不同用途的粮票。由此便出现了全国粮票、地方粮票。
当时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按定量发给,省吃俭用节余部分私底下进入市场交易。
农村产粮区的农民如需粮票,主要是采取多交公粮获取奖励粮票、粮食置换或黑市交易。
农村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农民,主要是吃国家返销粮,如棉麻区在完成计划数后政府发给地方周转粮票,超额完成的则获得奖励粮票,多余部分则黑市调节。
当时出门除了带人民币外,还得带"第二货币"一一粮票。
随着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充裕,1992年各地陆续停止使用粮票,前后流通37年。如今在收藏领域,粮票又变成了身价不凡的俏货。
我是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,我的记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外出吃饭还需要使用粮票,因为我1988年考律师资格前,有几个月到贵州贵阳出差,在住宿的公安厅招待所饭堂吃饭,都还得交粮票。我们属于跨省出差,出差前得拿单位证明、工作证与自己的粮簿到辖区的粮所兑换粮票,用的是全国粮票,所以很受欢迎与优待。
而农民当时是没有粮簿的,粮所也不可能凭白无故给农民发粮票,外出吃饭怎么办?
其实,这也是我在家里县城亲眼目睹的现实——农民会将自家生产的新米、花生、花生油、鸡鸭蛋、土鸡土鸭等农副产品拿到县城街上,走家串户与城镇居民兑换粮票。而不同级别的粮票,兑换的货物数量也不同,全国粮票比全区(全省)粮票高一半以上,全区粮票也比地市粮票高一半以上。这些都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交换价码,心照不宣。农民拿着换来的粮票外出,就可以到饭店、食堂吃饭了。再不济,得用钱跟别人换粮票。不然,还真的吃不上饭哦…
我是雪上长留马行处,见字如见面。
粮票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,1955年正式实行,1993年结束。在这长达40年的时间里,农民是没有粮票的,只有生产队发的口粮,如果要外出,只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,用口粮或农产品换些粮票,第二种方法,将粮食做成干粮带着上路。除了以上两种方法外,剩下的只能是沿路乞讨了。
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里,就描写了一位牺牲战士的母亲,为了从沂蒙山赶到云南给儿子奔丧,就先在家烙了很多大饼才上路。在这我讲述个真实的事件,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家住在安徽淮南市某公司家属楼里,有一天楼里邻居张叔突然病故,其妻打电报给其农村的父母,半个月的时间里,张叔老家陆续来了十多位亲戚,他们有的是扒火车来的,有的是沿途乞讨来的,我们全楼居民给他家送钱送粮,那种境况至今记忆犹新。
计划经济时代,也是中国农民最艰苦的时期,那时物资匮乏,什么都要凭票供应,农民很少出远门,进饭店吃饭想都不敢想,有的确需出门的,为了点粮票要想很多办法,比如养几只鸡,拿鸡蛋换粮票,有点私有地后,种点花生、大豆换粮票,头脑活络的搞些黑市的粮票交易,不过,这是非法的,抓住了可是要处罚的,总之,,最主要的还是没钱,有钱可以直接在黑市里买到粮票,在黑市里买粮票的时候,基本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了,那时我国粮食供应已经宽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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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年代前农民从来就不外出过。一是出去必须向生产队干部请假,一般不会准假,所以那时的男劳动力在一年365天里干了350天的活。二是必须开证明,证明要出去的人政治面貌,家庭出生,是否党团员或生产队大队干部,成分不好的人是不给开证明的(地富反坏右、二十一种人)。三是要有粮票,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饭吃(包括粮食做的所有食品)。四是那时农村全都不通公路,靠走山路一天也走不去多远。五是除了县城外其它公社没有旅店饭馆的。所以那时的农民想外出比登天还难,几乎全被禁锢在生产队里干活。当然文革时红卫兵串连是最高级别的待遇,他们不论走到哪里,当地革委会都会全力安排吃住,不敢怠慢[大笑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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